二

黑暗愈来愈成为当代诗歌的关键词，它体现了这个时代施加给诗人的某些共性的东西。但是具体到每个作者，诗中的黑暗并不相同。扶桑诗中的黑暗出现得异常频繁，在组诗《冬夜怀人》的第七首中，扶桑写道:“你汲取黑暗的养分，你是黑暗的继承人。”这组诗让我想起杜甫写给李白的系列作品，至少她们之间的相知程度有类似之处。在这样的作品里，写别人的句子正是与自己的心灵重叠的部分。因此，也可以把扶桑看成“黑暗的继承人”。但扶桑又是一个寻找清晨的人，她生活在继承黑暗与寻找清晨之间，践行着她喜爱的诗人顾城的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只是扶桑把“光明”置换成了“清晨”这个更具象的词语。清晨，这个宇宙中特定的时刻，以其清澈的品质和浩瀚的气象对身处黑暗中的诗人构成了持续的召唤。

(资料图片)

问题是，是什么造成了扶桑诗歌中的黑暗?“三十岁前夕，我经历了人生的最重大转折。我进入了黑暗，目睹了恐惧。死亡这个词，开始频繁出入我的诗歌。一些我仰望的词汇纷纷坠落……”诗人说她此后的所有作品都存在着幽微的夜色背景，并把它比喻成深入真皮层的“靛蓝刺青”，一个源于身体经验的修辞。因此，对扶桑诗中的清晨与黑暗也应从比喻的层面来理解。它们构成了诗人存身的处境，也是在诗人身上制造“靛蓝刺青”的力量。但是，纯粹的黑暗难以捕捉，幸而有赖于诗中词语的光芒，我们可以窥见部分相关信息。诗中显示，此事发生在1999年。事过十年之后，扶桑在名为《1999年》(2008.1.24)的诗中写道:“1999年，我犯下不爱人类的罪”。“罪”是个严重的词，它表明外在的恶暂时压倒了她内心的善，而她又不甘沉醉于恶，所以使她产生了罪感。至于“不爱人类”则是由“不爱男人”引发的激烈反应。由此可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恋爱事件，而是它对诗人既往生活观念的摧毁。扶桑说，少女时代的她爱美向善，并在诗中留下这样的自画像:“在一枚轻轻闭合眼睑的豆荚里/一粒少女般的豌豆在沉睡。”这是一个接近于童话的天堂，但是，经历了那次恋爱事件以后，“从前的那个热爱人类的我、竭力向美趋近(我很小就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美好纯洁的人……)的我不存在了。我那时说，"我以后不想做好人了，我想做坏人’。倒不是真的做坏人，而是允许自己做常人了。”“我想做坏人”，这个强烈的呼声无疑是对恋人之恶的情感回应(也许是报复性的回应?)。在组诗《暗语:与保罗·策兰》(2003.12.16.夜)中，诗人连续用三首诗写恶:《恶是最大的学问家》、《恶，你那绚丽的奇观呀》、《恶，我多想做你的弟子》。这些都可以视为“我想做坏人”的脚注。扶桑不相信“性本恶”的说法，但是她认为人人身上都有恶的因子:“我这里所说的不是"恶人’的恶，而是普通人、老实人、甚至是受到美和文明的充分哺育的本质良善者身上的恶，当它在瞬间爆发，到达一个强度，那绝对是致人眼盲的"恶的绚丽奇观’。它让我看到了此前我从不相信它存在的许多东西。它劈开一道峡谷般的裂缝，让我一窥其深部肌理。我对人性和生活的真实因此有了很多不同的认知。"恶’，成了我的启蒙者。”基于这种认识，恋人之恶的问题也就显得自然了。

然而，在文明社会里，恋人之恶恰恰是以肉体欢乐的形式体现出来。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的:“在我看来，做爱绝无仅有、至高无上的快乐，就在于确切地知道一个人正在做着邪恶的事情。男人和女人生来就懂得:邪恶当中包含着全部感官的快乐。”因此，感官的快乐促使人“一再突破惊讶的界限”，即道德的界限。如上所述，恋人之恶本于人性之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男女依然有别。由于传统的性道德禁锢的主要是女性身体，所以她们对道德的突破很难与男性达成同步。在这种情况下，恋人之恶就变成了男性之恶。男性之恶主要体现在专制方面，在男性之恶爆发的时刻，他会完全成为女性的暴君，“像帝王一样驾驭一个女人的躯体”，对女性进行肆无忌惮地征服，占有，控制，与摧毁:“在她身上。将他的软弱楔入她/像把匕首刺向仇敌”。可以说，性活动是以摧毁女性的方式向她索取后代或快乐的行为。诗人看到，女人的可悲天性是臣服、恭顺与配合，在被征服的过程中向对方“微微靠拢”。这一方面使诗人感叹肉体的可悯，一方面又意识到爱的不可能，所谓“我，还没有爱过”。“如果喜爱不可能相等，让爱得更多的人是我”，这是奥登的一句诗。他看到了爱的不对等性，并乐于在更多的奉献中体验失衡的爱情。或许，不对等正是爱的本性，而人性之恶(其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又增强了它的恐怖感和破坏力。扶桑是个敏感的弱者，也是一个词语的修炼者，二者的相遇使她写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被伤害感:“我恋爱，和恐怖的事物。/我结婚了/和孤独”。(《病历》2003.10.3)。

除了恋人之恶的因素以外，构成扶桑黑暗感的还有苦难，这几乎是北方人共同的生活状态:

你有两位朋友：孤单和贫穷。　　它们从小护卫着你，如同两只家养的　　灰鸽子，停落在你双肩——　　你幼小的眼瞳过早洞悉人世的艰辛　　寒冷、伤害、黑夜的种种恫吓……　　这慢慢改变了你。无论身居何处，何种　　人群之中，你都象是一片木叶　　落尽后的小树林，远远地肃立于北方，那久已　　倦怠的平原、牲口一样忍耐的平原——　　那里无边的暮色正沉缓地降临

这是一种难以抗争的宿命，落在杜涯、扶桑以及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古以来，中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苦难之地，忍耐之地，荒废之地。大跃进运动中，信阳成为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作为一个很少直接书写现实的诗人，扶桑几乎是破例似的写下《1959年》(2011.9.5)，通过家族记忆(母亲的回忆)完成了这组诗:

我12岁。瘦得像一根刺　　大弟、二弟和妹妹　　都没了　　每天，我到外面找食吃　　像动物。　　我在田里挖燕麦草　　我在泥塘里挖荸荠　　村里村外，到处都是无人掩埋的尸体　　到处都很安静。猫狗绝迹　　老鼠也很少看到了　　那些还活着的，傻了一样　　已不知道恐惧

正是这片土地孕育了悲苦动人、声情并茂的河南豫剧。扶桑在早期诗作《乡土戏》(1993.11.7)中曾经写过这种艺术形式:“给我简单的剧情、道德/强烈的爱与恨……给我小小唢呐的喜庆与悲凉”。乡土戏凝聚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祖辈辈的苦难与悲慨，它们几乎以一种毫无隔阂的方式进入并影响一代代后人的情感生活。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历史即现实，现实即命运，命运即苦难。

综上所述，恋人之恶与生活之恶及其伤害构成了扶桑诗歌中的黑暗感受，而扶桑不仅是一个被伤害者，还是一个忍耐者。在《可资忍耐之物》中，扶桑将已经衰老并且还要衰老下去的肉体视为“可资忍耐之物”，显示了她要忍耐到底的决心:只要肉体尚存，她就要忍耐下去。对扶桑而言，忍耐并非是一种完全的消极状态。而是消化恶与伤害的持久力量。它接近里尔克所说的那句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有人译成“有谁在谈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在扶桑的诗里，无所不在的忍耐感令我肃然起敬。

每一个痛苦的人的痛苦　　都是我的伤口——　　我多么渴望恋人一样，将你们爱抚　　在我残剩的体温中，暖一暖你们的手

《隐痛》(2000.7.7晨)是一首伟大的小诗，一个被生活伤害了的人仍然试图慰藉他人的痛苦。也就是说，诗人的隐痛并非源于自身，而是对和自身有同样遭遇的人普遍关怀，就像狄金森被生活伤害之后仍想让一颗痛苦的心免于破碎那样。这种隐痛无疑是以忍耐为基础的，诗人必须首先忍耐住自身的痛苦，然后再去抚慰他人的痛苦。扶桑以发出微弱声音的萤火虫命名自己的诗学风格，诗中塑造的忍耐者形象也相应地呈现为变小，降低，内缩等形态，这可以视为生活打击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为了承受更多的打击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

我越来越想汇入那　　广大的，细小、无名的事物中　　隐没在它们那无名无姓　　不被人注目的美里　　我想成为它们中，那最不引人注目的　　一部分

在我看来，诗人采取的这种姿态，无疑使忍耐变成了反抗的同义词。经过与恶以及苦难的长期对峙，扶桑不仅拥有了“黑暗迫使我/从自己的身体发出光芒”的能力，而且将这笔财富(如果可以称为财富的话)转化为一种尊贵的艺术形式:扶桑从不写反讽的诗歌，这个发现令我感到吃惊。她对恶、苦难以及伤害一概加以吸收内化，然后在忍耐与承受中使它们改头换面。这种强大的吸收与转化能力使扶桑获得了直面现实的力量。她在《谢谢你，我的命运，我的爱情》(2006.1.14凌晨)中写道:

我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别的　　愿望了——　　我的命运已完成。我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要爱　　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甘美的泪水?)　　我渺小的心苍穹一样平静。你呀，我灵魂的亲人　　减弱你的美。炫目的爱要刺瞎我的眼睛。　　(为什么会有这样甘美的泪水?)这是　　最后的歌了。哦，爱情，我尝尽了你的滋味。　　谢谢你。可以，道别了。亲爱的　　在另一个世界我们也可以，不再相逢了。

这种态度令我动容。众所周知，反讽固然能揭示并否定生活中的不良事物，但它总体上是侧面的，外在的，回避的，并未进入事物的核心，充其量只是一种轻微的反驳，并不能给人带来内心的震动，更不会产生以上所引诗歌里那种基于承担而释放出来的力量。当然，扶桑所写的并非赞美诗，因为它们无不伴随着对痛苦的转化。在转化过程中，关键的一环是谅解，对伤害的谅解改变了伤害的本性，或者说，使伤害不再成其为伤害。随着生活的继续，会出现二次伤害和三次伤害，如此等等，但它们带给诗人的伤害感却会随之减轻:“呵，没有什么能将我伤害/也没有什么我不能谅解。”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诗人谅解了，而促成谅解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爱:

在那里，我将重新学会哭泣　　我将重新学会感激　　被痛苦灼干的　　晦暗眼睛，重又涌出清澈的泪水　　(哦，生活，让我们相互——原谅吧!)　　我将重新学习爱，以及被毁灭了的　　对爱的信赖……

这是爱的修复与重建的工程。至此，我相信我已经进入扶桑诗歌的核心。在访谈《凭藉爱，我学习认识这世界》中，扶桑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纯粹听命于心灵的写作者。我写了很多爱情诗，是因为它——爱情始终困扰着我。它是我总会写错的那个字。爱情，与其说它对我意味着某个具体的男人，不如说是我对人性的信仰，和对世界的想象。我生命中恋爱的日子是极少的，但爱，或者说对它的憧憬始终不灭。爱，或对它的憧憬是我心灵的泉水，确保我在漫长的沙漠的日子也保持心灵的湿润柔软。这湿润柔软是我和世界之间的亲缘、不能剪断的脐带。”由此可见，诗人之爱战胜了生活之恶，“对人性的信仰”(与“信阳”谐音)聚焦于善，“对世界的想象”聚焦于美，它们共同发挥着提升化育人的力量，也正是这种以爱为核心的宽容与谅解将忍耐引向了感恩的高地。她这样向世界表白感恩之心:“河流几乎不流动。/苦难那样，忍耐着——”事实就是这样，河流几乎不流动，生活几乎不变化，到处是寻常的苦难与忍耐，伤害与谅解。至此，诗人扶桑几乎将忍耐变成了一首赞美诗，几乎将生命的黑夜变成了人性至善的清晨。扶桑之所以能完成这个转变，是因为她借助了爱的力量。事实证明，只有爱才能促成词语的奇迹和感人的力量。就此而言，扶桑是黑暗的继承人，也是黑暗的叛逆者。因为她已经出发，寻找那个清晨。她说:“在晨光中/我多么接近/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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